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追踪第一叙述视角，探究小说“留白”（全文）,供大家参考。
追踪第一叙述视角，探究小说“留白” 作
者：
唐丽花
作者简介：
唐丽花，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8）。
原发信息：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西安)2021 年第 20214 上期 第 37-40 页
内容提要：
文章以苏教版中鲁迅的《祝福》与高尔斯华绥《品质》为例，探讨短篇小说中通过设置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营造“留白”的艺术效果。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来叙事，可以设置“我”与主人公之间的时空距离，隐藏情节引发读者思索与开掘；可以构建“我”和小说主要人物间的比照，表现小说的多元主旨；还可以淡化作者的存在感，隐藏作者的深层创作意图，留给读者更广袤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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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留白”/第一叙述视角/短篇小说
期刊名称：
《高中语文教与学》 复印期号：
2021 年 09 期
“留白”一词源于中国传统画，短篇小说经常借用它创造以少胜多、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短篇小说中的“留白”和沃尔夫·伊瑟尔（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提出的“召唤结构”有所不同，它不仅指向文本的空白处，更指向由此引发的思想意蕴等。但在激发文本的审美召唤力、引导读
者能动参与方面，两者高度相似。短篇小说营造“留白”的技法有许多种，设置有限视角“我”叙述故事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
苏教版所选鲁迅的《祝福》与高尔斯华绥的《品质》都把“我”作为有限视角叙事，在营造“留白”效果的具体技法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两者虽是短篇小说，但几乎都表现了主人公坎坷的一生，表达了作者对底层、时代、命运、知识分子使命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思考。时间跨度长，意蕴丰富，厚重感甚至可与长篇小说媲美。正如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所说：“小说的格局和小说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作家的才华有关。”能用轻盈的身材承载厚重的内涵，设置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功莫大焉。
一、设置“距离”，藏情节
设置“我”与主人公之间的时空距离，可以避免叙述冗余，使小说疏密有致，情节简洁。从时间上看，两位作家选择的叙述者“我”都比主人公年龄要小很多。《品质》中“我”孩提时代即到格斯拉兄弟的店铺做靴子，这意味着格斯拉兄弟在小说开篇已是优秀的靴匠。《祝福》中的“我”出场时是个返乡青年，比四十上下的祥林嫂估计要小十多岁。“我所见所闻其半生事迹”最早只能追溯到她嫁入祥林家成为童养媳，这意味着祥林嫂的娘家在文中是缺席的，意味着祥林嫂的人生没有“港湾”，也没有“退路”。“我”和主人公之间时空距离的设定，使这两篇小说都成功避免了详述主人公的早期经历，作者的笔墨主要从主人公进入社会开始写起直到死亡。作者这样写也许是因为从已知写到未知的黑暗要比从出生的黑暗写到已知更容易掌握，也可能是作家有意在召唤读者的审美想象。
比如可怜的祥林嫂有没有过幸福的童年？课堂上我让学生对此补白，学生反应热烈。他们觉得是祥林嫂的娘家养不活她才把她嫁出去做童养媳，或者是为了给兄弟“换亲”才嫁了她，她的童年很可能就是贫寒的、委屈的。别林斯基说“偶然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作为出生在那个时代贫穷家庭的女性，祥林嫂从落地那一刻，悲剧早已注定，这是鲁迅的“留白”之处。
从空间上看，两篇小说中展现主人公命运的地点是比较固定的。《祝福》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鲁镇，《品质》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伦敦西区的一条街道上。但有意思的是，两位作者在小说快要达到高潮之前都设置了“留白”，即让“我”出走。《品质》中的“我”去了外国，回来突然发现格斯拉已穷困潦倒，苍老不堪：“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显得衰老、瘦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认识我了。”《祝福》中“我”离开鲁镇去了城里，回乡看到的是几乎沦为乞丐的祥林嫂。“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我”离开期间发生了什么？作者故意留下空白召唤读者填补。用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故事逻辑推断出主人公在此期间经历的身心折磨。这种情节的“留白”与跳跃，为小说高潮的到来蓄积能量，不仅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而且通过对比对读者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
设置“我”和主人公之间的身份距离也能够藏起情节。两篇小说中“我”和主人公的身份差别都是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我”和主人公不是敌对关系，但也不可能非常亲密。高尔斯华绥把“我”和格斯拉兄弟的关系设定为主顾关系，而格斯拉的靴子又做得特别好，所以“我”见格斯拉的机会自然不多，两者的交往只限于一年多才发生一次的订做靴子。鲁迅把“我”和祥林嫂设置为同乡关系，但“我”是读了新学堂的“老爷”，她则是个没文化的穷苦佣人。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少生活交集和共同语言。
短篇小说是“藏”的艺术。设置“我”这个有限视角来叙事，可以保持作者与主人公的距离，豁免作者交代一切的义务，从而遮蔽起主人公人生中那些无关命运转折的大片荒野地带。因为是“我看”“我闻”，所以小说可以顺理成章只通过令我“印象深刻”的几次交往来反应主人公的一生。被作者“藏”起来的大片空白则形成了强大的审美召唤力，召唤着读者去思索、开掘、发现。
二、构建“比照”，藏主旨
设置第一人称视角来叙事还可以构建“我”和小说主要人物间的比照，对表现小说多元主旨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设定，可以使主旨表达得更含蓄、丰富。
用“我”可以见证甚至反衬主人公的勇敢、执着。
面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滚滚洪流，生活日益窘迫的格斯拉却选择将靴子的品质越做越好，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饿着肚子做出了生平最好的靴子，坚守住了自己的“靴子梦”。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甚至是像
“我”这样一位有品位的绅士，都难免被浮躁的社会风气裹挟，会到商场里购买时髦而劣质的皮鞋。人们走进那座店铺曾经像走进教堂一样心平气和，现在却变得“漫不经心”了。格斯拉的悲剧反映出机械化工业大生产对手工业者的压迫，而“我”的存在则让读者意识到格斯拉的悲剧，不仅因为这种生产方式造出了大批时髦廉价的靴子，还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在强烈地“异化”人，把人变得喜新厌旧，变得浮躁虚荣。这股异化之风不仅裹挟了普通人，甚至裹挟了像“我”这样有品位的社会精英。格斯拉的形象在“我”的衬托之下更显光辉。
走出鲁镇走向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我”，是《祝福》中最应该关心灵魂的人，事实上“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相反“我”介意的是福兴楼一元一大盘的清炖鱼翅，而且介意到了执着的地步，甚至“以往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倒是祥林嫂这个穷苦的佣人在生命的尽头执着地追问：“人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的？”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她在阴间的命运。两相对照，谁在逃避？谁更麻木？鲁迅先生没有站出来直接批评，而是通过“我”与祥林嫂的对照将软弱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推上了审判台。
两篇小说中的“我”对主人公不仅有反衬，还有正衬。
“我”和祥林嫂貌似命运相去甚远，一个是社会的幸运者，一个是不幸者，其实两者都是鲁镇无法容忍的“异类”，在鲁镇都没有出路。在保守的鲁镇面前，“我”并不比祥林嫂强大多少。祥林嫂是因为触犯封建宗法，“我”是因为反对封建保守，两者应该有反抗封建鲁镇的同盟基础，
但“我”和祥林嫂之间不仅没有结成同盟，相反隔膜到几乎无法沟通的地步。两人之间的鸿沟，恰恰证明了辛亥革命无力改变群众精神，因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
格斯拉和“我”之间的命运除了做靴看似毫无关联，其实格斯拉可以看作“我”的精神同道，甚至看作“我”的精神偶像。我从小在他那里做靴，对他的手艺和人品近乎崇拜。机器大生产来临，“我”虽曾短暂的动摇（去大公司买过鞋），但“我”很快在格斯拉的店铺里受到了灵魂的拷问，恢复了一贯心平气和的绅士风度。在小说中，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到“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伦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铺。”在“我”去国外的一年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留白”处足以让读者深思。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这个上流社会的绅士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个时代格斯拉品质的可贵，所以才会把格斯拉当作同道中人而称之为“老朋友”。作者对格斯拉坚守品质的肯定与赞美通过“我”对他的态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如果这两篇文章用的是全知全能的“他”视角来叙事，缺少了“我”这个层次的对照，那么文章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对主人公的刻画也肯定不及现在深入。“我”这个视角不是作者的无心选择，而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一部分。
三、淡化“存在”，藏意图
首先，设置第一人称叙事，可以淡化作者的存在感。有“我”在，作者的写作意图就可以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有助于让读者对作者的“说教”
放下戒备，歌颂格斯拉就不会显得肉麻，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也不会显得别有企图。对作者而言，让主人公死亡是结束小说最经济的方式，也是升华主旨的有效手段。如果人为痕迹太浓，是很难让读者满意的。高尔斯华绥让格斯拉因为坚守理想贫穷饥饿而死，鲁迅让祥林嫂在鲁镇祝福之夜死得不明所以，如果是全知全能的作者直接叙事，这样的结局恐怕很容易让读者觉得生硬刻意。而当这一切来自“我”的叙述时，读者就相对容易接受。格斯拉的结局连作者自己都觉得牵强，所以小说结尾才会借“我”之口表示怀疑，再借格斯拉的竞争对手之口予以解释，貌似在说服“我”，其实也是在说服读者。事实上，每一届都会有学生对格斯拉的结局表示怀疑，但《品质》结尾“我”的怀疑起到了与他们共情的作用，缓解了他们的阅读不满，作者因此成功地逃过了大多数读者的追问。
其次，淡化小说叙事者“我”的存在，可以让主人公汇聚读者目光，从而隐藏作者的深层创作意图，留给读者更广袤的思考空间。“我”的角色如此重要，但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淡化“我”的存在。作者似乎能听到读者在对“我”说：“别打岔，我对你不感兴趣，快好好讲故事！”所以作者不惜伪造“我”只是这个“真实”故事旁观者的假象。《祝福》和《品质》中“我”的年龄、面貌、长相、身份、职业、所受教育等信息基本阙如。《祝福》中读者只能从“我”讨厌四叔，决计离开鲁镇，同情祥林嫂但又不愿介入她的命运等蛛丝马迹中揣摩出“我”是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少爷，性格善良、软弱等。《品质》中的“我”则更加模糊，我们只能勉强从他的言行中约略推断。“我”的语言总是彬彬有礼，只有一次
赶时髦到大公司买鞋，之后就能很快反省改过。“我”始终热情地欣赏、帮助格斯拉，在格斯拉面临生活困境的时候，从国外刚回来就一口气定制了很多靴子并亲自寄出支票，之后还想到他店铺去向他表示感谢。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推断出“我”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教养的年轻绅士。
因为淡化“我”的存在，读者阅读《祝福》很容易先被祥林嫂的悲剧吸引，由此产生对压迫传统女性的夫权、族权与政权的不满。但读者在深入阅读之后，逐渐会注意到“我”存在的价值，从而去思索辛亥革命不能成功和知识分子软弱性之间的关系。因为淡化“我”的存在，读者阅读《品质》首先注意到的肯定是格斯拉的高超手艺和惨痛结局，从而产生对格斯拉的同情和敬佩。同时读者容易因此悲观，认为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努力是螳臂当车，没有实际效果。读者在深入探究“我”这个形象后就会发现事实并非这样让人绝望。“我”从小就在年轻的格斯拉兄弟店铺里订靴子，见证了格斯拉一路走来的艰难和坚持，格斯拉对“我”的精神成长无疑产生过积极影响。格斯拉虽然死了，但他对“品质”的坚守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精神不仅让竞争对手都不得不敬佩，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精英。他的力量一直在改变着社会人心，这种力量虽然微小，但社会领域的“蝴蝶效应”是不容忽视的。两篇小说对“我”的形象进行“留白”处理，既让读者在阅读之初忽略“我”，又召唤着他们在反复品味之后发现“我”。当读者通过反复阅读领悟到作者在“我”身上寄托的良苦用意时，带来的将是强烈的审美愉悦。
以上我们探究了短篇小说中运用第一人称视角是如何构建“召唤结构”，形成“留白”效果的。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想必我们都会同意，小说的基本层面就是讲故事的层面”。讲故事就需要涉及叙述视角，视角的选择决定着作者以怎样的角色进入故事：是上帝还是路人，是参与者还是见证者，是解说家还是摄像机。作家如果选择“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往往意味着作家在偷偷模糊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希望读者暂时忽略故事的“人造”属性，跟“我”走进“真实”的故事。“我”不是全知全能，小说中将不可避免留下大片空白，这空白召唤着读者的参与，暗示着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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