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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行动的社会工作：环境问题介入的学科反思与路径建构
[ [ 摘要] ] 面对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被环境问题围困的人类终于来到了与 “ 自然 ” 相和解的历史拐点。作为一个以助人自助为使命的专业，早期社会工作主要沿袭的是玛丽·瑞奇蒙德提出的“人在环境中”理论传统，而这一传统通常将“环境”视为一种社会背景或文化概念，着重聚焦的是人文环境，由此缺乏对自然环境议题的专业关怀。直到西方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和社会科学研究“绿色转向”之后，社会工作才开始反思“人在环境中”理论的内在局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将生态环境议题纳入专业范畴。考虑到社会工作参与环境治理的经验不足和知识有限，提出嵌入“关系主义”的分析视角、追寻“空间正义”的治理关怀、坚守“行动本位”的介入态度三点实践立场是颇为必要的。步入新时代，为了继续“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需要实现地方与跨地方资源的有效对接，促成专业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协同互构，打开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参与空间。这既有助于促进我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有效、有力、可持续，也是社会工作真正迈向行动、获得承认的根本要求。
[关键词]社会工作人在环境中绿色转向实践立场行动导向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22）02-0061-17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环境问题何以可能？ 环境问题并非现时代转型社会的独有衍生物，但其成因复杂、类型广泛、程度加重，无疑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为表征的现代性发展的非预期后果。面对这场可能“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的生态风险，社会中的所有群体本应成为通过拯救环境，从而拯救自身这项事业的参与者与行动者，但这种良好的希冀遭遇到了这样的实践反叛：环境议题讨论现场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依旧存在，环境治理行动中的“磨洋工”“搭便车”行为不曾减少。当然，这些“沉默者”或“搭便车者”并非真的“不关心环境”，他们只是关心留在自己私人领域里的环境问题，而将需要投身于远距离环境治理的希望寄托在其他行为主体身上，比如极力呼吁并要求国家在环境治理中扮演好主导角色，使其借助政策及其与社会集团的关系来提供民之所需的绿色公共品。
从能力与合法性角度来看，国家确有参与环境治理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参与应该是有限度的，而非 “ 包办 ” 式的，否则被环境问题围困的 “ 个体 ” 无法得到彻底拯救。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从社会内部发起一场卡尔·波兰尼意义上的“反向保护运动”。就其性质来讲，围绕环境问题发起的“反向保护运动”无疑是一场进步的革命，彰显了解放运动（或吉登斯笔下“解放政治”）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将促
使所有“面对社会、为了社会、改造社会”的个体或组织努力挣脱束缚，继而转变为他们自己社会的生产者和行动派。当然，这种“挣脱”不会一蹴而就，也并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环境议题进入社会工作领域的艰难过程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具体来讲，在生成初期，西方社会工作像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没有展现积极介入环境议题的意愿和主动作为的姿态，只是以缺席者、沉默者和旁观者的角色出现。需要强调的是，与齐格蒙特·鲍曼笔下“我知道了，但什么也不能做”抑或“我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的旁观者形象不同，社会工作的旁观状态，恰好处于“我不知道，所以没有采取行动”这样的无知无觉阶段。以 20 世纪 60 年代为界，前期西方社会工作基本处于无知无觉状态，更多的是在学科创始人开辟的实践领域中深耕、细化与拓展，根本没有注意到社会场景已经发生变化，没有体察到服务对象对清洁环境的强烈需求。尔后，伴随北美死湖酸雨、德国森林枯死、美国腊夫运河污染等事件密集爆发和多点发生，这种表征着自然生态系统越发脆弱和环境承载力抵近极限的情况，经由《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科普读本的广泛传播，渐渐为大众所知。一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消费热”的物欲狂欢中冷静了下来，并走上了街头。这样，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随后波及全球的绿色和平运动由此汹涌而来。
受此影响，不少西方学者陆续发出对曾经广泛信守的 “ 人在环境中 ” （ personinenv ironment ）理论中的 “ 环境 ” 一詞采取更宽泛和更真实理解的呼声。作为一种回应，社会工作一方面慢慢跳出以保守主义为底色的环境政策话语框架，认真对待人与环境关系业已失衡的既存现状，另一方面开始关注那些弱势群体遭受到的多重环境问题困扰，以及面对这些困扰时，那些弱势群体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压迫感、无力感乃至绝望感。正是在不断走向民间和接触民众的过程中，就像桑塔·潘迪（ShantaPandey）在看到尼泊尔农村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受到森林退化威胁后，真诚发出“社会工作者是最合适的，他们其实真正有机会也有能力创造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的感慨一样？譹？訛，整个西方社会工作共同体有感于把环境问题纳入专业实践项目的必要性，有感于找回“正义的多样性及其与环境之间内在关联性”的迫切性，有感于从多重维度解析“环境”内涵，从而使之成为“完整概念”（completeconcept）的重要性。
除了发出感叹和转变观念外，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也赋予其介入环境问题的可及性。具体来讲：第一，经过近百年的专业求索和能力提升，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一定的专业抗逆力和行动力，足以应对来自专业内外的诸多挑战;第二，也是更为实质性的，社会工作一定程度上具备米尔斯意义上的想象力或者说视角转化能力。作为一种心灵品质和思想品格，
“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虽然挑战了我们（指社会工作者）所有的创造性资源，但它能让实践者在与案主的合作过程中，发现无数其他人可能忽略的东西，比如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些绕过困难的新办法。依托这种心灵品质，社会工作自觉省思“人在环境中”概念的内在局限，日益拓展原有的服务内容和实务领域，最终找回了已经失落许久的环境关怀传统。
如今，伴随 “ 福利国家 ” 向 “ 生态国家 ” 的场景切换，社会工作已经将自然环境议题作为重新定义自身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生态社会实践中 也越发显示出专业优势。这种优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与其他议题相比，社会工作在此领域基本上不受“管控”（control）和“关怀”（care）两种取向产生的话语张力的影响;其二，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工作不仅以“阐释者”（解释世界）角色立足，而且以高度自觉的“行动者”（改造世界）的形象出现。这种形象正在引导它把自己在内的周边人从“落后的狭隘性”“道德茫然感”中解放出来，并给予他们改变环境不公现状的“公民的勇气”。基于上述两点，社会工作被当成这种民间自发社会保护运动的关键力量，被视为一种比较系统的、能够用来否认那种不作为政治的替代方案，被认为完全有能力运用临床和宏观层面的技能与经验，对这些物理环境问题做出动态的、与文化相关的回应。
由上文可知，西方社会工作找回环境议题的过程无异于一场“ 深刻的重生 ” ， “ 重生 ” 的过程便是社会工作完成从 “ 阐释者 ” 到 “ 行动者 ” 的角色转换过程。正是经由这个过程，它 才 会 在 这 两 个 基 本 问 题 ——“ 知 识 为 了 谁 ”（ knowledgeforwhom ）
和 “ 知 识 是 为 了 什 么 ”（knowledgeforwhatever）——的拷问面前，突然变得从容起来，变得更有底气起来，而非像其他学科那样面临合法性危机。可以说，在可能错过为人类提供环境问题的道德解决方案的重要机会面前，西方社会工作已经先行一步，持续开展 这 种 艰 难 但 生 死 攸 关 的 “ 专 业 绿 化 ”（greeningtheprofession）工作，而从围绕环境论题的研究成果与介入案例双重阙如来看，我国社会工作似乎没有对环境议题保持那么高的自觉性和敏感度，尚处于产生“绿色转向”意识的前夜。不难想象，在 2022 年中央释放“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这样政治机会空间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面对环境议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及其作为显然难以令人满意。
对此，我国社会工作应该立足实际，从国际经 验与本国民情相结合的角度，对环境问题的专业介入做出整体性思考：首先爬梳西方社会工作找回环境之维的学科脉络，接着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环境问题的实践立场，最后基于中国社会民情和西方发展经验，尝试提出本土社会工作介入环境问题的有效
行动主张。这是一个共享绿色发展的新时代，对上述问题的总体性检视不仅有助于社会工作实现个体层面的环境关心与专业层面行动介入的融合，而且能达致“学术自觉”和“心向社会”的统一。
二、走出认知依赖：社会工作介入环境问题的学科脉络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人类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环境问题早已越出 “ 一 家一户 ”“ 一城一国 ” 的自然地理邊界，而与无远弗届的其他区域发生联系，因而对待全球正在面临的环境问题，人类需要一场马克思意义上的 “ 全世界联合起来 ” 的环境治理革命。那么，谁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和践行者呢？很早以前，“国家—社会”范式构成学界拟构环境问题应对之策的主导逻辑和分析框架。然而，由于无法回答谁的国家以及社会的边界何在等问题，社会公众的“知”（knowing）和“行”（acting）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以至于他们断然拒绝给出富有道德意味的持续行动承诺和解决方案。如今，身处资本不断扩张、道德责任日益沦落、工业社会不断解体的大危机、大变局时代，这种拒绝最后只会让人类坐在“文明的火山口上”，所以图海纳才发出这样的一句警告：思考“社会”已不足以推动文化蜕变，转向“社会行动”才是正途，而且它（指这种转向）应该成为一种新社会生活的日常体现。
从结果来看，这种警告起了作用。拿社会工作来说，它对环
境议题的认识便经历了从“决不给出承诺”到“自觉介入其中”的转向。具体来讲，虽然在初期没有及时聚焦环境议题，但通过培育想象力和重建批判传统，它最终还是以归来和在场的姿态表达了环境关怀。当然，这次专业换挡（changinggears）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一蹴而就，反而经历了一个从“破（反思）”到“立（重构）”的相对漫长过程。为了揭示走出认知依赖的艰难性和长时段性，详略得当式地呈现西方社会工作共同体环境观念的自我更新和专业重构脉络，无疑是一项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术任务。
（一）在人与社会之间摆渡：社会工作服务的二重现实及其缺憾 若以社会工作先行者玛丽 · 瑞奇蒙德（ MaryRichmond ）出版《社会诊断》一书为标志，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其间，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西到东的繁荣景观;从被指责为“不专业”“无理论”的守势状态步入专业自觉和理论建构的新型阶段。当然，在利好发展的背后，社会工作也有思维固化和认知依赖的一面。其中，最典型的实例便是，固守“人在环境中”理论的经典阐释，不对其因时因势而变。所谓“人在环境中”理论是指，人不是以原子化的状态立足于世，而是以关系性的存在样态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发生勾连，周边的社会环境对个体发展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
以此为基础，西方社会工作衍生出两种既有关联也有区别的服务方案和研究思路：一条着重关注个体的内在心理环境建设（ “ 救助个案 ” ），主要是通过 “ 增能方法 ” 来塑造案主的主体 性和权能性; ; 另一条格外强调个体的外部社会环境营造（ “ 改变系统 ” ），主张通过挖掘和盘活案主周边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要素禀赋，帮助他们化解因资源数量匮乏、资源结构单一、适应能力薄弱带来的生活困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思路，“环境”更多被当成一种社会语境（socialcontext），或者一种所谓社会关系/文化网络。利用这种语境或网络，社会工作聚焦的是正义观的社会性面向，希望达成的是社会正义。可问题是，人只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从生物属性来看，所有个人和群体都要面对自然世界，并且从各种地理环境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不复存在”。就此而言，“环境”至少可以划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型。那么，社会工作为何没有把自然环境纳入专业实践范畴呢？对于这一点，学界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和认知堕距角度，来解析社会工作把“环境”视同“社会环境”的基本成因。其实，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成因在于，社会工作倾向于
使用社会科学而非物理或者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观察环境。有研究发现，即使有学者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待生态问题，但这种观点也被严重扭曲以重新肯定该行业对社会环境的重视。受此影响，西方社会工作对自然的、物理的环境，以及与那些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的相关问题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这种沉默甚至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在环境议题讨论与生态治理实践的现场，社会工作都属于“沉默的少数派”。
就其后果来说，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工作抱守 “ 环境 ” 的社会性 解释面向的残缺，成了要么救助个人、要么改变系统的单向摆渡者，环境问题（及其背后的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密切关联遭到人为切割; ; 第二，不仅导致个体成为 “ 不完整的人 ” （ incompleteperson ），而且让 也 让 “ “ 境 环 境 ” ” 了 变 成 了 “ “ 念 不 完 整 的 概 念 ”（ incompleteconcept ）; ; 第三，关于社会工作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有益影响，学术共同体的知识讨论有限，实际应用的。
案例更是屈指可数。针对此种情况，卡提·纳什（Ka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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