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被认为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毁灭性破坏与灾难的国家，有天灾，也有人祸。过去，在每次重灾之后，日本的城市都得以重建，建筑师因而有机会进行新的建筑实验，发展新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
日本建筑也深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建筑史的现代化进程，常被等同于西化。著名的西式建筑鹿鸣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举行社交会议的场所，鹿鸣馆由明治政府兴建，用于款待贵宾及外国使臣，它象征着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
在东京，还有少量大型西式建筑，如由德国建筑师赫尔曼·古斯塔夫·路易斯·恩德与威廉·伯克曼设计并于1895年建造的司法部，以及由辰野金吾设计并于1896年建成的日本银行。辰野师从约西亚·肯德尔，这位英国建筑师在明治时代早期曾受日本政府之邀担任外籍顾问。这些建筑重塑了东京发展初期的城市景观，并成为“现代”的象征，试图借此创造吸引西方关注的民族形象。
可以说，建筑充当了传递形象与信息的媒介。20世纪早期，日本建筑通常由政府官员和赞助商拟定营建计划，大多数建筑师在设计建造方面也基本迎合他们的想法。此时，日本建筑师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社会文化角色。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日本需要面对重建国家认同的问题，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城市扩张的危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新陈代谢派提出了有关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新观念，这些观念与国家自我形象的重新构建紧密相连。
日本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不仅试图为“现代”打造新的象征物，而且力图重建日本国家认同。它继承了传统的建筑观念，认为建筑能够直接改善社会，改良民众习惯。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些作用。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师不同于他们的前辈，如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及昭和（1926—1989）前期的建筑师，前卫的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开始在建筑设计中积极地应用哲学和信息。不过，他们假定“建筑是一种媒介”，认为建筑形象能够传递其信息与哲学。
新陈代谢学派致力于未来派的高科技乌托邦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他们全部努力的基础是一项基本原则：“城市成为形象（Lin 2010：xvii）”。并认为，关于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新观念，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建立自己作为现代建筑师的“新”身份，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构建新的日本美学来重塑“日本性”的形象，并使其得到认可。
本论文旨在探讨日本新陈代谢派现代建筑运动，考察建筑师在构建“日本性”和日本美学时扮演的社会文化角色。与此同时，本文重点关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丹下健三，评价他二战之后对日本传统进行再创造的贡献。丹下的工作对20世纪60年代的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丹下健三与现代建筑
丹下健三是创立和推动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的关键人物。1946年，他被任命为东京大学城市规划方面的助理教授。作为日本最杰出的现代派建筑师，时年32岁的丹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哲学。在大学里，他与学生一起建立了他的研究室（丹下研究室），一边指导学生，一边与他们合作，创造了有关建筑与城市的新观念。丹下研究室培养出了不少深受其建筑哲学影响的学生。与追随者一道，丹下在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创建了一个建筑师精英团体。
浅田孝提供了颇有影响力的支持。1946年，他从海军退伍，进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丹下的助手。同样重要的还有大谷幸夫，他曾与丹下合作研究东京重建规划，直至1958年大学毕业。这两位助手在丹下的一系列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浅田，他将各式各样的青年建筑师联合起来，使之齐心协力，最终形成了“新陈代谢派”。
1949年，丹下参加并赢得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设计竞赛。根据要求，他要在广岛市中心的广阔区域内建造博物馆、体育场、礼堂及其他文化设施。对丹下而言，公园既要纪念当年的悲剧事件，也要成为城市的功能核心。和平公园项目在1950年10月《国际建筑》上刊出，这给了他在日本之外建立更广泛网络的机会。项目得到了认可，并吸引了勒柯布西耶事务所的约瑟夫·路易斯·塞特，他邀请丹下和前川国男参加1951年于英国霍兹登举办的国际现代建筑学会（CIAM）会议（Koolhaas&Obrist 2012：110）。
看到我们的国土化作一片焦土，布满了混凝土建筑物的残骸，我们产生了在一张白纸上绘制一座新城的梦想和希望（Kenzo Tange 1971，Trajectory of Urban design，Shinkenchiku，August 1971 cited in Koolhaas&Obrist 2012：102）。
考虑到原子弹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破坏，丹下更广阔的整体城市规划与会议主题“城市核心”关联紧密。丹下的规划吸引了CIMA与会人员的注意并受到好评。这使丹下有机会成为一名蜚声国际的现代建筑师。他还参加了1959年在荷兰奥特洛举行的最后一届CIMA会议。
显而易见，丹下国际人脉网络的扩展，使他的学生得以与全球发展及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相互切磋，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新视野。
新陈代谢派的兴起
因着丹下不断提高的国际声望，1960年东京世界设计大会得以邀请世界主流现代建筑师（路易斯·康、艾莉森与彼得·史密森夫妇及拉尔夫·厄斯金）参加。丹下由于赴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讲学数月，缺席了会议。其间，他派助手浅田孝担任会议的秘书长。他领导了会议筹备及委员会与会务组的选定工作，许多活跃的青年建筑师、建筑批评家和设计师参加了会议。多亏了浅田的领导才能及其对未来日本建筑的开阔视野，该团体后来成长为激进的前卫建筑运动：新陈代谢派。
在浅田的大力支持下，川添登、黑川纪章、菊竹清训、大高正人、桢文彦——新陈代谢派最初的成员，完成了一本小书——《新陈代谢派1960：新都市主义提案》，并由黑川与一位后起之秀——平面设计师栗津洁在世界设计大会上向国际前卫派代表宣传。
为团体命名的是川添。“新陈代谢”一词最早出现在他为《新陈代谢派1960》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他回忆道，由于他们正在为世界设计大会做准备，他认为需要用一个能引起国际反响的词来命名。要表达建筑与城市应该像生命的有机演变一样持续生长、改变与更新的观念，“新陈代谢”被认为是最恰当的术语。
这是一个生物学和生物工程领域与创新研究项目取得重要发现的时代。显然，新陈代谢派观念的形成受到生物学、生命科学和医药科学上众多突破的强烈启发。分子生物学领域一项重大的突破是，1953年剑桥大学詹姆斯·D·沃森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核酸双螺旋结构。新陈代谢派成员之一，黑川纪章，受这一轰动性发现的启发，提出了“东京螺旋都市规划1961”（1962年发表于《今日建筑》）。他运用DNA螺旋模型来规划未来城市，并预言它与有机系统相同，具有DNA那样的自我复制的功能。
不仅是新陈代谢派的日本前卫建筑师，他们的西方同行也一再强调“有机”的主题。布鲁诺·塞维在他的《迈向有机建筑》一书中指出，有机建筑的结构“就像有机体那样生长，遵循个体的生存规律，依照特定的秩序，并与自身的功能及环境协调一致（cited in Ne—der 2008：132）”。他的建筑观念被沃尔特·科特·贝尔恩德继承过来，后者被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视为有机建筑的创始人。贝尔恩德在描述他的建筑时，也拿植物来打比方（Neder 2008：122—133）。
由于在世界设计大会上一炮打响，作为发展了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新观念的前卫建筑师，新陈代谢派获得了国际认可。他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巨型结构”。丹下与新陈代谢派推出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项目，例如，丹下的“东京规划1960”。
建筑师的角色
尽管新陈代谢派的基本哲学信奉是人类进步，认为未来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将享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权，他们实际创造的东西却适得其反。有意思的是，他们把建筑师看做城市系统中最重要的人物。建筑师不仅设计城市的物理布局，而且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少数精英建筑师不妨被视为“城市建筑师”。当城市达到超级规模，在巨型结构的城市规划中，一群专业人士，譬如作为城市规划者的建筑师，将手握大权，因为他们的设计包含了物理布局与环境的系统形式，构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生存其中的社会。
这与某些西方建筑师，如勒柯布西耶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试图为整个世界创造新秩序（Lin 2010：94）。新陈代谢派则认为他们能够为城市设计“一揽子”规划，因此，他们也能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代理人，以及新日本的有权有势的创造者。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丹下把自己看做社会建筑师的想法才公开，不过，这种想法一直埋在他心里。战前，他赢得了由日本建筑学会主办的两项主要竞赛。一是1942年的大东亚建设纪念建筑，一项纪念将整个亚洲纳入日本的政治工程；二是1943年的曼谷泰国文化中心——象征着殖民地的日本文化。
岸田日出刀，这位推动在建筑设计中整合日本风的主要人物，是两项竞赛的评审之一。他是丹下的指导者。不难想象，在日本的学院体制序列中，丹下曾是岸田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而且，我们也可以理解，岸田关于“日本”建筑的基本观念，与神道教氛围有关（Isozaki，2003：22）。为了赢得竞赛，丹下成功地将岸田有关日本建筑的哲学整合到自己的项目中。所以，这些项目试图唤起关于日本或日本性的强烈象征，以利于宣传作为殖民强权的日本。
二战之后，他赢得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设计竞赛。该项目意在纪念被原子弹杀害的平民，并为广岛的永久和平祈福，也是日本政府在战后政治背景中发出的一个信息。
丹下这三项工程的共同点是，建筑被视为通过政府工程实现政治意图的策略，目的是建立并宣传日本国家认同。因此，作为国家主义的思想家和社会建筑师，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国家认同的重建
二战之后，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体制，从极端民族主义转向民主主义，这导致了社会与意识的巨变。在此过程中，保守的自民党政府与进步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冲突。保守的政府倾向于学习美国的政治框架，然而，知识分子试图争夺政治主权，并希望重建新的日本国家认同。对他们而言，发明或重建新的国家认同非常重要，它可以克服来自美国主义压倒性的巨大影响和作为战败国的自卑情结。
战后的建筑师也试图建立其作为社会代理人的身份，以便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他们认为，成为“社会建筑师”，去重新创立、建设、解释日本国家认同，他们的作用意义重大。通过强调日本性和重建国家认同，新陈代谢派发展了新的建筑观念。
作为新陈代谢派的骨干成员，菊竹清训从日本传统建筑结构中发展出他的核心观念和技术。其重点放在传统木制结构建筑的特征上：“添加，修正，重置”。他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可替换系统”。这种观念最终由新陈代谢派运用到城市的城区规划之中。
日本传统木制结构中，部件的可替代性基于一个能够承担主结构和小型木制元件，以及勾连二者的连接件的互相关联的系统。利用该系统，可以拆除和重装全部木制元件。可替换系统还是一个“内部可互换系统”，这意味着可以协调建筑标准件。该系统运用在日本各式各样的机关和民用建筑上，甚至用于节日使用的“御舆”（轻便神龛）。
菊竹试图将可替换系统整合进现代建筑技术中。对他来说，实现“技术整合”至关重要：它将作为“日本性的象征”的日本传统技术和现代建筑工程学结合起来，代表一个“新的”日本国家认同。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新陈代谢派建筑的外观并不总是表现出“日本性”（即建筑物上对日本传统符号/风格的运用），而是其“工程学原理”与日本传统建筑的联系。
日本的技术美学
新陈代谢派建筑师努力将其观念运用于他们各式各样的工程项目中。但是，这些观念不过隐喻性地或象征性地在整体城市规划中运用，仅有少量实际应用于建筑工程。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黑川纪章的中银舱体大楼（1972）。黑川通过设计建造1970大阪世博会的“实验性房屋”（Takara pavilion）发展出“舱体”的概念。中银舱体大楼位于银座，东京市中心，应用了同样的“舱体”概念。其目的是“针对那些城市居民——他们已经拥有一套住房或公寓，而想在东京市中心寻找一个空间——发展出一种新形式的工作/生活空间，而非一套传统的公寓（Lin 2010：235）。”
源于新陈代谢派城市理论的“暂时性”与“可移动性”观念在诸多方面影响了中银舱体大楼设计与结构。根据不同的“新陈代谢周期”，黑川将中银大楼分为两个基本部件：主结构（每三层由桥架单元连接的两座强化的钢筋混凝土筒体）与包含了144个独立生活单元的一套套“舱体”。它们的设计寿命各不相同：主结构60年，舱体则需要每25年更换一次。
尽管他们导向未来的乌托邦城市规划最终落了空，他们的建筑运动也不过延续了10年，但是，关于新陈代谢派，最可关注、最具意义的是，它是一场实验性质的建筑运动，产生了现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新观念——是日本建筑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方面，新陈代谢派运用了建立在科技力量之上的超乌托邦的、浪漫的观念。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借鉴了源自神道教/佛教的日本传统思维方式和美学（对“无常”的欣赏）。这种结合诞生了日本技术乌托邦美学，它可以看做一种“西方美学的替代性选择”。
与菊竹和黑川不同，为了在现代建筑中建立日本美学与日本性，丹下提出了有关建筑的精神层面的理论。为了建立新的日本美学，丹下鉴别了日本传统建筑工程，尤其是伊势神宫和桂离宫中美学的两种起源。
在著作《桂离宫：日本建筑的传统与创造》中，他运用尼采酒神狄奥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的概念来阐述古代日本的两种文化力量（绳纹与弥生），正是这二者使得伊势神宫与桂离宫的美学产生了关联。丹下总结道，桂离宫在绳纹风格的生命力与弥生风格的贵族风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两种美学相互影响，在毁灭传统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意象。对丹下而言，桂离宫是整合了绳纹与弥生两种形式的地方，它为日本建筑创造了极致的和谐。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丹下由日本美学的二元论转而强调绳纹风格。对他来说，绳纹风格可以看做“绝对生命力的产物（Tange cited in Pon—ciroli 2011：363）”和人类的动态能量。这种观点适应了社会现实——二战之后，它意味着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在这种论证下，绳纹风格的设计与建筑被视为新的民主社会中人民力量的表现。丹下的作品——仓敷市政厅（1958—60：现为仓敷美术馆）明显体现着这些以动态、原始、强力为建筑特征的野兽派元素。
他认为，这是一个将建筑与符号世界关连起来的领域。因此，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会成为我们时代的象征（Tange 1979，2011：58）。他还认为，“建筑师应该向以空间形式创造精神世界的艺术学习（Tange 1979，2011：61）。”可以说，丹下力图通过不朽的实体创造出能够体现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独特精神的建筑。
在这方面，与新陈代谢派不同，丹下在作品中将日本的时代精神与建筑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日本美学。在这一点上，如矶崎新所言，丹下设法在现代建筑中建立“日本性”（Koolhaas&Obrist，2012：31）。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形象。
乌托邦新陈代谢派的衰落
19世纪的国家形象通过首都的“建筑”表达。到了20世纪，大都市自身成为主角，建筑开始被其吸收。简而言之，“城市”成为形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兴起了（Isozaki cited in Lin 2010：xvii）。
与此同时，丹下提出了他的“东京规划1960”。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城市规划，“平衡着两种对比鲜明的路径：一是实业家的实用主义，一是乌托邦建筑师的理想主义（Lin 2010：143）”。
20世纪70年代初，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发展至全盛期，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它开始衰落。由于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国民经济实力的扩张，以及现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新陈代谢派的工程项目与商业利益更加纠缠不清。以1970大阪世博会为例，它被视为新陈代谢派展示建筑，尤其是未来城市形象的大好时机。
尽管新陈代谢派的建筑物被认为与乌托邦理想主义城市观念相关，建立在现代建筑技术与代表日本新形象的内驱力上，然而，他们的设计却呈现退化趋势，沦为由赞助商的商业利益驱动的建筑广告。新陈代谢派失去了表达一个独特的时代的自主性，成为商业主义的傀儡。建筑再不能唤起日本性和日本美学的深刻内涵了。
另一个因素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因为日本经济主要依赖进口的石油。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建筑业不稳定性的上升，导致对日本经济各方面的“重估”，城市发展的巨型规模因而引发了争议。
更重要的是，他们存在基础性的方法论和理论上的问题。新陈代谢派城市理论主要依靠巨型规模的城市规划与技术进步，以及对未来城市有机系统的超乌托邦式乐观。但是，巨型结构能否在有限的技术进步下实现始终是个疑问。尽管矶崎新对新陈代谢派某些理论如“作为进程的城市”抱有同情，他却始终怀疑新陈代谢派对城市持续发展持有过于乐观的线性观点。对新陈代谢派而言，城市发展等同于一个或多或少可预知且可控的有机系统。而矶崎认为，“城市是不定形的和偶然的（Koolhaas&Obrist，2012：37）”，因而可能面临不可预知的灾难性毁灭。他争论说，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也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所以，也就是不可计划的——一如城市。
日本曾经经历过不可预知的军事毁灭与意外事件，从60年前的广岛原子弹爆炸，到最近发生在福岛的海啸与核电站泄漏事故。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矶崎新的观点，城市发展可能被悲剧性事件阻断，因而不能视为线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新陈代谢派超乌托邦技术都市发展的观念不足以维持其在日本建筑领域的主导地位。如果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是“一个特定时空的产物（Maki 2012 cited in Koolhaas&Obrist，2012：307）”，那么，它也必须随时代的终结而走向终点。
结论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日本建筑的历史可以视为日本建筑美学典范转移的过程。很清楚，新陈代谢派深受全球现代建筑运动、快速的技术进步与科学发展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观念受到20世纪遗传学、生物学、空间技术、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以及现代艺术的启发。“新陈代谢”一词，指涉了一个充满变异与转化的生物世界（Pernice 2007：358—359）。城市被看做活生生的有机体，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这意味着要欣赏自然突变，要承认建筑实践应该适应这样的自然过程。
带着“城市成为形象”的观念，1960年代的新陈代谢派通过描绘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城市，野心勃勃地去创建一个新的日本形象与国家认同。尽管他们的原初意愿未能实现，但他们创造了日本技术乌托邦美学，并以此作为其基本哲学框架。
新陈代谢派认为，城市是一个过程，是可变的，因而是不定形的。然而，吊诡的是，建筑师仍需对城市进行规划。在这种矛盾之下，是“一人构筑社会，众人生活其中（Masato Otaka ci—ted in Koolhaas，Obrist，2012：35）”的观念。这与丹下有关建筑师的角色的思想交相呼应。他试图改造建筑师的角色，并期待建筑师在城市与社会习惯的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一个社会建筑师，丹下致力于在建筑中建立日本性。因此，在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中，他将国家形象与日本精神注入其建筑概念与设计实验中。
依据其创造国家形象的野心，巨型城市规划是新陈代谢派建筑运动提出的最有成效的方案。但是，他们将“巨型结构”作为必须传承的都市主义新典范，而这强调得过分了。而消费主义与经济衰退持续增强的力量，强烈冲击了新陈代谢派的进一步发展。这可说是新陈代谢派最严重的临界缺陷之一。更重要的是，新陈代谢派倾向于忽视城市中无所不在的居民。他们的城市模型照搬生物学，着眼于建筑物、城市结构和系统，无视活生生的有机实体与人群并非消极存在而是积极地生活于城市中——对新陈代谢派而言，城中生物不过是“看不见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新陈代谢派，新生代日本建筑师不再执著于在城市中创造规模宏大的工程，而是致力于建筑个人住宅，即使得“他们的委托人得以远离恶劣城市环境的都市桃花源（Lin，2010）”。这表明，通过建筑一组舱体或“单元”来设计“人居空间”，以便将人们整合进某个大型系统的想法颇不高明。新陈代谢派野心勃勃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生活，影响人类习惯，改变日常生活方式——人类位于结构和系统之后。然而，城市中人居空间的“结构”与“系统”，哪怕是“高科技的”，也无法实现他们理想化的目标。
可以说，在由有机生物与人为主角的空间中，新生代日本建筑师重新发现了建筑美学。一旦人类卷入日常生活，能够体验城市空间中的生活方式，“城市美学”也将继续改变并多样化。城市美学也将继续演变。
（责任编辑 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