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析唐朝人士对长安眷恋，即“恋京”心态,供大家参考。
浅析唐朝人士对长安的眷恋，即“恋京”心态
“京”者，天子之所居，不仅是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四方所向、人所都会，同时也是学术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政治轴心和文化的标征，京城自古是名利追逐之地，也是文人士子施展才华、实现功名理想最好的舞台，故士人眷念京城，于历朝历代并不鲜见。
但在唐代，这种情绪在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翻检唐代诗歌，我们也发现，这种情绪常成为唐人诗歌创作的诱因，从而使得恋京诗在唐诗中蔚为大观。而且，由于士人具体身份、生平遭遇和时代环境的不同，其恋京诗在情感强度、心理内涵和艺术表现上亦有所不同。
1.那些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而不肯归家的普通士子身上
唐代沿习隋代科举制，而日渐完备。唐代科举取士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士庶界限，为士子进入仕途广开门径，激发了他们积极求取功名的热情。
同时也改变了自汉以来由地方举荐的察举制，各级官吏一并由中央核定和任免，都城长安自然成了唐人追逐功名的目的地，其吸引力比此前任何一个王朝的帝京都要强。
每逢春榜，无数士子从各地涌向长安。可在麻衣如雪的举子中，落第者毕竟是多数。这些失意者有的黯然归乡或另觅他途，有的则羁旅长安继续漂泊，动辄十载甚至数十载不肯归家。
徐侃和安凤两人，一者在长安漂泊十多年，未获功名“耻还故乡”；一者为了高堂不能在长安觅举，留下了九泉之下的遗
恨，长安对唐代士人的莫大吸引力可见一斑。
唐代像安凤这样因场屋困顿在京师长期漂泊的举子大有人在，即使能荣登科榜，他们还要面临铨选、升迁过程中的干谒和求进，其京城羁旅往往漫长而辛酸。
他们常将身在长安的经历诉之于诗，尽管有长达十载的献赋不遇和穷途之恨，依然长怀“捧日”之心、声称休作“画筹”之人，甚至苦心冥求“三十载”，仍然“欲倾肝胆”、不改其志，其对京尘的眷恋与执着让人扼腕。
这些士人在京城不仅要承受屡次碰壁、失败的精神打击，同时还要遭受饥寒馁冻之苦、饱尝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个中的坎坷与凄苦可以想见，而这样的情形在旅食京华的士子身上普遍存在。
然而，即便京城充满“势利”、“寒饥”，居大不易，但仍有大批士子眷恋京尘，孜孜以求而不肯归去。久滞长安的客子，不仅自己老了容颜、白了双鬓，同时也给家人带来了长期分离的幽怨与痛苦。
2.身不在长安的文人士子，其恋京怀阙的心绪集中表现在他们大量梦长安、忆长安、望长安的诗歌中
这些诗人曾经在长安游历、应举或为官，一旦因调迁、奉使、出塞、入幕、漫游等原因离开，长安便成为他们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和魂牵梦绕的地方。
如李白离京后作《送陆判官往琵琶峡》：“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在唐代诗歌中，这样的诗句不胜枚举。因思念长安，他们会觉得自身与长安之间有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
在表达这种距离感时，唐人常将长安与自然界中的“日”意象进行对举，以书写遥望长安和想往长安的心理感受。
无论望日怀京，还是直言长安比日远，皆传达出长安在诗人心中如同太阳一般高远、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感觉。这不仅诉诸唐代诗人对太阳的实际感受，同时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太阳的政治象征意义。
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即已将太阳与君王视为一体。之后，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下，“日者人君之象”、君日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太阳是天上的君主，君主是人间的太阳。
长安作为天子居宅及权力中心，很自然与太阳发生了联系，故在这些诗歌中，“长安日”隐含着思君恋阙的心理意识，“望日”亦与“望君”、“望京”合而为一。
事实上，唐诗中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感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因不得志而产生的心理距离。
只要有机会回到京城进入修门为君效力，或者只要遂成“一名”，长安即使在三千里外也不觉远，甚至近在马蹄之下。可见，在诗人笔下，长安的远近已超越了时空现实距离，成为唐人衡量功名得失的一个心理标尺。唐代士人对长安的眷念，也即对功名的眷念。
唐代的科举制度尽管使文人士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政局多变、君恩无常，士人们的政治生命也时刻面临着因朝廷变故或个人罪责骤遭贬斥的危机。
一旦获罪斥出京城，便意味着他们从自己所依恋的政治圈子和生存空间里被强制性地驱逐出来。个人处境和客观条件的急转而下，自然激化了恋京情绪的急剧增长，使其由“深沉而平和的情感”上升为“强烈情感”。
对于被移远恶处的流贬士人来说，从离京赴任、踏上贬途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所以他们沿途赋诗，在日行渐远的行程中抒发对京国的不舍和恋阙望归的情绪。
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崔湜《至桃林塞作》这些诗歌“除了感慨、泄怨以外，还有以诗代简，希望经传播以达圣听并获得同情和拯救的意图”。
最能说明这一意图的，是唐代文人在贬谪途中所作的题壁望归诗。如李德裕《盘陀岭驿楼》等这些题壁诗因创作、发布于驿站、寺院等来往行人众多的公共空间，具有广而告之的传播效应，可以通过时人的观览和传诵播扬出去，让世者知其事、了其情。
到达贬所后，一方面，因异地陌生、荒恶环境对身体的侵蚀和折磨，他们觉得生命得不到保障，心中自踏上贬途那一刻便如影随行的死亡恐惧感愈发逼近和真实；
另一方面，人生的打击挫败，置身异地的文化隔膜和艰难不适，使他们备感精神的孤独苦闷。这双重的刺激和痛苦又会随时触发并加深他们内心对朝廷一罪永弃的忧恐，其恋京归阙之思益发浓郁和强烈。
随着谪居时间的延续和生命体验的加深，唐代士人恋京怀归的情感强度，亦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对有的士人来说，谪居时间的延长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生命荒废感和沉沦此生的被弃感，其恋京的情感强度进一步“增长”，诗中思阙望归的声情在时间的累积中愈发哀怨凄厉，甚至转化为一种绝望无助的情绪，读之让人动容。
实际上，贬逐士人在谪地的精神状态虽然有别，但恋阙望归的心理期待却是如一的。在他们心底，时刻期望着有朝一日能被召回朝、再展宏图和功业。
即使是“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的张九龄，其被贬后的诗文中亦溢满“瘴疠之叹”和“拘囚之思”。而一旦被召还朝或再迁，他们恋阙忠君的衷心、踌躇满志的雄心便在激动的情绪中再度曝光。
如张说《四月一日过江赴荆州》、柳宗元《汨罗遇风》这种沉潜于贬谪苦闷中的丹心不灭和壮心不已，有力阐释了唐代士人的执着意识和上进精神。
对因罪受罚的贬谪士人来说，朝廷的斥逐与弃置，不仅直接削减了他们在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要层面的满足，同时，贬臣的枷锁、谪居环境的荒恶，还造成他们生命自由和安全的缺失。
除了贬谪士人，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动乱时期因国之灾难被迫流寓在外的士人，他们对京城的思念也显得情辞悲切。
他们并非由于个人的挫败、朝廷的抛置离开长安，在生存环境和生命保障上亦有自己选择的自由，所以在情感强度上并非如被拘被囚的贬谪士人那样冤屈深重。
但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飘转不定，使他们缺乏归属感和逞志报国、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故在其京国之思中，家和国交融在一起，自身的功名诉求与朝阙君王的命运交融在一起。
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们关注的不仅是一己之身，而是朝廷命运、社会安宁、黎民疾苦。
儒学认为家和国不可分，之后《大学》又明确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观，将个人、家庭与国家三者紧密相联，给予士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身经离乱的杜甫、韦庄对长安的思念，除了含有对个人温馨宁静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唐代恋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更高远的思想境界。
无论是唐代士子普遍怀有的“长安梦”，还是贬逐、流寓士人的归阙之思，皆缘于唐人执着的事功追求，其背后的精神本质即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
唐代道教、佛教得以重视并颇为流行，但儒学仍是一国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根基。加之科举制度的有力推行，使得唐人心怀济世之志，奋进于仕途、汲汲于功名。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儒释道三教合流，使得士人在坚守儒业、追求功名之外，亦普遍重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即使在意气风发的盛唐时期，亦有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般的吏隐情志。
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继之的却是政治革新的破产和王朝中兴的破灭。
宪宗以降，宦官坐大、党争加剧，朝堂政治更是险象环生。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情势下，有的士人出于惧祸远害，选择退隐闲居、独善其身，从而导致对长安一定程度的退避和疏离。
还有的士人怀才不遇、欲仕不能，最后心生疲倦，回归自我，走向山林。然而，这些诗人都怀抱入世之本心，渴望建功立业，只是他们远离政治旋涡、调节内心矛盾、保全个体生命的权宜之计。
求仕不得、却归沧浪，也只是他们迫于时局、为了安顿一己之身而作出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政治和现世总是难以释怀。
在中晚唐的场屋之中，我们看到的仍是在长安孜孜以求的士子，如“九试泽宫，九黜有司”的孙樵，“退鹢已经三十载，登龙曾见一千人”的许棠。
无论迎难而上，还是无奈退避，唐代士子都不曾真正放弃对京尘和仕宦的眷恋，从而表现出“为儒逢世乱，吾道欲何之”的矛盾与痛苦。
1.汉唐长安的雄风繁华和政治意义造就了唐代士人心中的长安情结和盛世情结
唐代以前，古都长安在汉武盛世时最为辉煌。作为统一帝国和强大王朝的象征，其繁盛壮丽的形象在汉代京都赋中有浓墨重彩的书写。
汉代的两都之争中，长安因其山河地利的优势，被视为帝王育业、霸王衍功之地，在政治上承载着“王气”和“武功”
的文化意义。
唐朝的都城长安，既在魏晋六朝长期分裂之后恢复了统一王朝的帝京身份，同时又是李唐王室的军事根据地，其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象征意义益发浓重。可以说，皇居长安坐镇全国的帝都姿态和中心意义在李唐江山得以稳定后即被及时强调和昭示。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朝廷面向各阶层广泛取士。人才的笼络、士族的分化，皆以皇权的巩固和京城的壮大为中心。此时的长安既是拥有历史辉煌和文学记忆的长安，也是继汉之后具有王朝新气象的长安。
所以，当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等人来到长安求仕时，皆思接汉武，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帝京篇》、《长安古意》、《临高台》等诗表达他们对长安的感知和体验。
他们感叹汉唐长安的繁华和权贵骄奢，在历史世事变迁的思索中，生发风光须臾、富贵无常的感慨；又因个人不遇和贤士沉沦，一抒愤慨寂寥之胸臆。
即使他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长安、思考人事，长安仍是他们挥之不去的仕途情结和最终理想。当他们离开之后，长安的形象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了忆长安、望长安、梦长安的情思。
他们的一切仕途活动，如干谒、远游、从军、入幕、奉使等，也最终是以长安为目的地。
安史之乱后，王朝由盛转衰，中晚唐士人对长安的情感，不仅有个人仕途的寄托，还表现出对开天盛世的怀念。这种盛
世情结不仅成为中晚唐时期社会性的普遍情结，亦是诗人笔下咏及长安的重要情愫。
尤其是在晚唐的咏史怀古诗中，唐玄宗、杨贵妃、华清宫、骊山等盛世人物和古迹成为诗人追思逝去王朝的重要媒介。
2.这一心态与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代士大夫忠君恋阙的人臣之节密切相关
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一方面成功削弱了门阀士族势力对皇权的制约，将大批文人士子输送到官僚阶层，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从而圆了古代学子“学而优则仕”的梦；
另一方面，科举制对庶族寒门的吸纳和士族官僚的分化，也使唐代的官员失去了与君主专制相对抗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实力。
科举出身的文人士大夫，必须依赖君主的恩典得以保全，其官职成为皇权的附庸，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唐代士人的事功理想，与帝王和事君紧密联系在一起。
忠君弘道，本是儒家所倡导的士大夫精神，到了唐代，与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相结合，使得唐代士大夫政治理想中的向君意识和恋阙情绪至为浓厚，杜甫所谓“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并非夸饰之辞。
出仕的唐人一旦有所授任，即身受朝廷之命、天子之恩，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君主的笼络和控制，即使是贬秩降职，皆要上表叩谢皇恩。
唐代的官员无论在朝还是外任，亦普遍恪守臣道，重视忠
君爱阙的名节意识。
3.唐人在官职选授上重内轻外的观念直接导致了恋京心态的普遍性
为利于统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首都为中心的地理秩序和尊卑观念。唐王朝为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在职官制度上亦以京畿为威、重内轻外，故唐代的州依地理位置划为辅、雄、望、紧若干等，县亦依地望轻重分为京、畿、望、紧若干等。
虽然唐代历史上有少数帝王如太宗、玄宗重视治人之本和刺史县令的选任，但总体上仍不能改变唐人以京官为荣而轻外职的观念。即使是闲散的东都分司官，在唐人眼中也不失为恩遇荣宠之职。
在官职迁转上，若由外入内，唐人誉之为“登仙”；反之，由京出外则被朝廷作为处罚官员的主要手段。
除了典型的降罪贬逐，一般的出京外放通常也是对无才不贤者的一种责罚。中晚唐时期频繁出现的宰相出镇，其中也有相当不少具有被天子摒弃、左迁贬降的性质，他们也同样表现出浓厚的恋阙思京情绪。相应地，时人的送别诗对朝中要员出守也持以“同情”心理。
而一旦被召还朝，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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